北京治白癜风 http://nb.ifeng.com/a/20180410/6493214_0.shtml按：作家米兰·昆德拉生于年4月1日，这个生日似乎注定了他与玩笑和误解的纠缠——他本人对此的注解是：“我出生于4月1日，这在形而上学层面并非毫无影响。”昆德拉的第一本小说《好笑的爱》已经囊括了他之后作品进一步展开的话题，比如重与轻、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、人类命运以及可笑的处境。年，他的首部长篇小说《玩笑》一经出版，人们便竞相阅读，几个月内销售了11.7万册，对一个人口不足万的国度来说，这个数字相当可观。《玩笑》通过叙述五个主要人物之间彼此交叉的故事试图说明，无论对于个体还是人类整体而言，人都根本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。在年秋天赴巴黎推广自己的书时，昆德拉解释道，《玩笑》既指具体的玩笑，也指历史悲惨可笑的特性。他对人类境况的探索也包括对悲剧与喜剧的分辨，《小说的艺术》提示道，悲剧为人类提供伟大的幻想，带给我们一种慰藉，而喜剧更为残酷，粗暴地向我们揭示出一切都毫无价值。
昆德拉与欢笑的密切关系，在作家菲利普·罗斯年对他的采访里也能得到确认。那时昆德拉刚刚出版新书《笑忘录》，罗斯称昆德拉的书通过幽默或者反讽引起欢笑，当他的人物痛苦，是因为他们碰撞到的世界失去了幽默感。昆德拉回答说，二十岁时他就已经理解了幽默的价值，可以通过人的微笑辨认出谁不是他害怕的人，他对没有幽默感的世界感到恐惧。他也向罗斯抱怨道，小说教育读者将世界当成一个问题来看，这其中包含着智慧与宽容，而人们愚蠢地习惯了极度肯定的社会和给出答案的世界。
这位出生于捷克的作者最终成为了一位颇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——年米兰·昆德拉摘得卡夫卡文学奖，此前他获得了耶路撒冷文学奖（）、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（）与捷克国家文学奖（）。然而，这些荣誉都是在他离开故土之后被授予的。年，昆德拉离开捷克，之后一直在法国生活。对捷克文坛来说，他是一个“背叛者”，即使年“天鹅绒革命”之后，他也并未回归，这在捷克知识分子看来是难以饶恕的，然而他的一生中究竟遭遇了什么，人们却甚少得知。
就像传记《米兰·昆德拉：一种作家人生》译者之一、翻译家许钧说的，昆德拉不喜欢在公众场合露面，不喜欢与读者面对面交流，更不喜欢谈论自己，因此书写昆德拉的传记难度可想而知。而“迎难而上”的传记作者也发现，在私人生活与作品之间画出一条无法逾越的界线，正是昆德拉有意为之。昆德拉说，小说家一旦扮演公众人物的角色，便会给作品造成危险，连他的朋友都没有收到过他的信件，因为他“自我保护得厉害”，不想有任何东西插在他和他的作品之间。昆德拉对私人生活的保护可能出于他过往的经验，“对专制制度下的居民来说，保护私人生活的人先验地可疑，因为他一定有什么东西要隐藏。”他的小说《玩笑》就表达了对私人和公共之间缺失区别的焦虑，小说中人物之一宣称，“新人因其抹去了私人与公共的分离而不同于旧人。”昆德拉不仅反对幻想公私合一的“透明乌托邦”，也反对泄露贩卖私人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，从年起就拒绝参加电台节目，从不在电视上出现，甚至用脸上贴橡皮膏作为躲避摄影的手段。他在《不朽》里写道，“什么地方都有拍照的，树丛后躲着一个拍照的。还有装扮成瘸腿乞丐的。到处都有一只眼睛。到处都有一个镜头。”昆德拉所想象的自由与真实的条件并不是透明，而是人可以摆脱他人目光的可能性。
《米兰·昆德拉：一种作家人生》[法]让-多米尼克·布里埃著刘云虹许钧译雅众文化/南京大学出版社年
国内授权引进的首部昆德拉传记《米兰·昆德拉：一种作家人生》日前由南京大学出版社/雅众文化出版，借此机会，界面文化经由出版社授权，摘录了书中谈论米兰·昆德拉悲剧喜剧观的一章，与读者共享。
《玩笑》的写作与出版
临近20世纪60年代，最初几篇短篇小说的写作让昆德拉明白，从此以后自己将成为小说家。的确，直到那时他只写了一些短的文本，但自那时起他力图写出篇幅更长的作品。他必须找到一个能在长度上“支撑到底”的主题。年，他来到俄斯特拉发，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他流亡时待过的矿城。在那里，朋友们向他讲述了一个奇怪的故事：一个年轻女工因为偷墓地里的花送给自己的情人而被逮捕。他写道：“她的形象始终没有离开我，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命运，对她而言，爱情与肉体是相互分离的世界。”同时，或许因为对这座城市的记忆，他想象了一种情色行为，它的基础不是爱，而是恨。最后，对“国王巡游”的模糊记忆又在他脑海中出现，从孩提时代起，这个摩拉维亚的民间仪式就令他着迷。正是从这些散乱的景象出发，他着手构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。
《玩笑》的情节在两个不同时期展开：第一个是年，布拉格政变结束后不久；第二个是十五年之后，并不确切，小说开头仅有只言片语写道：“就这样，多年以后，我又回到了家。”在对第一时期的描绘中，昆德拉细致入微地展现了捷共掌权的过程，以及实行检举和镇压制度所带来的热情，这样的描写方式使《玩笑》被列入政治书籍一类，也让它的作者出现在持不同政见作家的行列。正如他年所解释的那样，这两点都违背了事实：“这是一部探讨人类价值脆弱性的小说，而不是一部想揭露某种政治制度的小说。小说家的抱负要略大于瞄准某种短暂的政治制度。”
在“布拉格之春”的影响下，对《玩笑》的这一错误认识又被强化，直到年的“天鹅绒革命”及捷克政权再次变更，昆德拉的小说才最终摆脱政治小说的标签。此前，他竭尽全力试图消除误解。年，当该书在捷克和法国都还未出版时，他便赶在前面，向安东宁·J.利姆解释了自己采用的方法：“在我的《玩笑》中……20世纪50年代吸引着我，因为那时，历史带给人们从未有过的经历，并以无法重复的境遇和意想不到的角度表明了这一点，突然，它丰富了我关于人类及其处境的疑惑和观念。”十三年后，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，他认为有必要再次明确自己的意图：“我所感兴趣的，不是历史描写，而是形而上的、存在的和人类学的问题……总之，就是由某种具体历史境况的聚光灯所照亮的所谓永恒人类。”
因此，在昆德拉看来，斯大林时期本应揭露出人类经验的诸多新方面。小说家把这种专制与其他专制区分开来。他着重强调了它在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设立的具有悖论性的差异。“合乎规定的艺术流派是现实主义。然而，它可能与现实没有任何共同之处。流行的是对青春的崇拜。可我们一切真正的青春都被剥夺了……被当众宣布的只有欢乐，我们却丝毫不敢开玩笑。”从这种对悖论的经验中，昆德拉得出不少教训。正是这一经验让他拒绝谎言并由此形成他的反抒情态度，也让他认为必须破除神秘化，这决定了他对于某些小说主题的选择，尤其在《告别圆舞曲》中：“当今天我听到人们谈论孩子的天真、母爱的无私，谈论繁殖后代的道德责任、初恋的美好时，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。我已经上过课了。
《玩笑》米兰·昆德拉著蔡若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《玩笑》是年开始创作，年12月完成的。当时，手稿被送到审查委员会，在那里留存了一年后才被批准原封不动地出版。表面来看，这一处理很温和，但昆德拉认为应将其重新置于时代之中：“在20世纪60年代，早在‘布拉格之春’前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其整个意识形态已经死气沉沉，只是装装门面而已，任何人都不把它们当回事。”此外，该书谈论的是“过去”时代的暴行，如果它涉及当前形势，那么就会有更大的被查禁的风险。
年春，《玩笑》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，同时出版的还有另外两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小说——捷克人路德维克·瓦楚里克的《斧头》和斯洛伐克人拉迪斯拉夫·姆尼亚奇科的《权力的滋味》。《玩笑》一出版，人们便竞相阅读：几个月内销售了十一万七千册，对一个人口不足一千五百万的国家而言，这个数字相当可观。作者年回忆道：“当时我三十八岁，默默无闻。我惊愕地看到，这三部书都是三天内就销售一空。”无论如何，这个想法令人吃惊，要知道，年昆德拉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作家，年和年出版的《好笑的爱》前两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书刚出版，拥护者安东宁·J.利姆便竭力让国外也知晓此书，首先是法国：“年，人们的旅行已经不受限制。我把书装在口袋里，在巴黎把它交给了我的朋友阿拉贡。他不懂捷克语，但我向他解释说《玩笑》是一部伟大的小说，他相信了我。在他的安排下，我们与克洛德·伽利玛共进晚餐。我向他们概述了书的内容，他们十分信服。从一开始我就知道，昆德拉将成为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作家。他始终是位与众不同的作家。而且，书写得非常棒。他的捷克语令人赞叹。这门语言看起来简单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他的特征是反讽。他是位讽刺作家，属于哈谢克、恰佩克，甚至卡夫卡的传统。这非常捷克化。这些作家都擅长反讽，但各不相同。任何伟大的文学都是部分反讽性的。”
考虑到将书译为法语所需的时间，《玩笑》计划于年9月在法国出版，商定由阿拉贡撰写序言。然而，8月份，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。阿拉贡被迫在最后时刻修改他的文章，以便根据各种事件来阐明小说。于是，小说在朝夕之间便声名鹊起，代价却是对作者意图的违背。昆德拉就误解进行了如下解释：“（在捷克斯洛伐克，）文学批评不太
